论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与财富

如果以社会类型观察维多利亚小说，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皆为描绘阶级和财富的小说，即维多利亚小说的典型特征为阶级性。奥斯丁的作品实则为描绘维多利亚阶级和财富的经典之作。在《傲慢与偏见》中，有很多讨论婚姻的场景：费茨威廉上校解释为钱结婚的理由——从小过惯贵族生活，有钱才能维持富贵生活；与贫穷姑娘谈恋爱，实在太过危险，不符合身份和常理。奥斯丁也认为上校所言属实，维多利亚时期的阶级社会真相确实如此。由奥斯丁的小说可见，阶级和财富是维多利亚阶层认可的广泛准则，同时也反映在维多利亚时期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中，如萨克雷、狄更斯、乔治·艾略特、夏洛蒂·勃朗特和哈代。

如果仔细研究英国和美国小说，能够看出两国底层草根晋升上层的不同准则。马克·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·费恩进入上层的主要条件是个人财富；而在狄更斯的《远大前程》中，皮普挤入绅士阶层，要在个人教育、行为举止、精美服饰、家具、仆人、朋友和金钱等多方面花费。就算后来成为绅士，也无法抹去个人出身下层的污点。在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中，费恩沿河而行，美国社会展露于阳光之下；皮普生活在伦敦，暗影迷宫，似乎在告知读者，皮普或许难以获得贵族绅士的体验和认可。

一、维多利亚初期的阶级转变

19世纪的英国工业时代，社会阶级最重要的变化为贵族阶级和新兴阶级的对立，这正是英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转型依据。恩格斯认为，工业革命激发了新型阶层即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。之前，18世纪英国贵族阶级依存于土地和继承，位于金字塔的顶端，底层一贫如洗。[1]17维多利亚初期，英国社会以农村为主，高端和低端人口依赖土地相互联系，这种依赖关系尚未被大规模工业化所击碎。阿萨·布里格斯认为：“工业革命前，除了最古老的资产土地以外，其他持久资产不到英国资产的三分之一；到1860年后，份额已经超过一半。”[2]189

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。从1770年开始，英国的棉纺厂、炼铁厂和煤矿逐渐工业化。19世纪初期为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开创了维多利亚“新阶级”社会。纵向经济的突破，挑战了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的横向经济。在维多利亚社会中，由于经济利益冲突，不同利益集团呈现对抗局面，如中产阶级(工业利益集团)与贵族阶层(土地利益集团)的对立，阶级划分更为显著。从19世纪初期的奥斯丁到19世纪末期哈代的维多利亚小说家，其作品中的阶级体验贯穿于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。

对比18世纪小说《汤姆·琼斯》和19世纪的《爱玛》，阶级差异鲜明。汤姆·琼斯的贵族社会，以财富和出身为中心，收入皆与土地有关，小说中的道德冲突皆出自此群体。而在奥斯丁的小说中，通过商业赚钱，与土地利益日渐疏远，他们与传统收入渐行渐远。在《爱玛》中，典型人物是埃尔顿夫人，她的收入来自新型贸易产业，其言谈、衣着和举止，异于当地乡绅。埃尔顿夫人的经济根基和社会出身不同于传统社会：一方面，她需要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认可其社会地位；另一方面，她来自财富优渥的新型阶层，土地乡绅也需要她。19世纪的英国，社会阶层逐渐认可富有的新兴阶级。

在维多利亚社会中，有钱并不意味就是上层阶级。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代富人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也未必能跻身上流社会；绅士贵族们对于金钱至上的观念，感到庸俗和厌恶。狄更斯《艰难时代》中白手起家的纺织厂厂主庞得贝、萨克雷《名利场》中的老奥斯本，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首富代表，被视为唯利是图、富而不贵的代表。但是这些富商的子女，继承家业财富，渐被上流社会所认同。无论如何，维多利亚的社会阶级和财富显然密不可分。1835年托克维尔参观新兴工业城市伯明翰后写道:“整个英国社会都是建立在金钱特权之上。”[3]77贵族乡绅不只出身名门，财富是显赫头衔的基石。18世纪首相威廉·皮特认为：年收入超过20，000英镑的富人，如果个人期望，应该授予贵族称号。

事实上，英国19世纪从贵族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，过程并不简单。19世纪社会阶层与18世纪类似，贵族为上，直到一战后，这种阶层划分才逐渐解体，之后才出现现代社会的“民主”概念。[4]45社会阶层更迭的复杂性体现在维多利亚的小说中。菲尔丁在《汤姆·琼斯》中将“快乐英格兰”的理想社会视为怀旧神话，认为在贵族社会里，不论高低贵贱和谐相处的场景，不过是滑稽幻觉。然而无法忽视某些社会真理，即小说的主要议题是主人公的出身问题。菲尔丁早就认识到：英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为个人出身和财产继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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